观点| 近200年前来华传教士伟大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同工的倾力支持

每当我们聊起来华传教士，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把福音带到中国 ，以及他们为中国许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他们常常是被基督徒群体聚焦的对象。然而，很少有人提起那些与传教士一起工作的中国同工们。

其实，在近现代来华传教历史中，中国基督徒协助传教士做了很多卓越的工作，也同样值得被我们纪念和学习。日前，一位青年基督徒学人R弟兄如此提醒说。

笔者近来在与一位基督徒R弟兄的对话中，他说到：“我有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美国朋友，他说过一句话我很认同：‘来华传教士很伟大，但如果没有中国同工的帮助，也无法做那么大的事情。’。”

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关注了传教士，把他们当做了主角，但是没有关注中国第一代的中国基督徒同工群体。

他呼吁说，这些传教士身边的中国同工们的贡献也是值得被纪念的，值得今天的人研究的。

的确，R弟兄承认现在关于这些中国同工的研究材料很少，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关注、不挖掘。如果更多人关注和挖掘，“材料还是有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素材会出来。

具体提到有卓越贡献的中国同工，他举例说：“比如，叶汉章牧师、蔡元培、吴贻芳等等。”

对这些中国同工，他的评价也非常高，“不少中国第一代的基督徒同工，他们学贯中西、不迷信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有批判也有自信，并且用大格局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命运，这些同工们也不会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

他承认，他们这些优点当然也跟他们在当时受到最好的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但认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较，仍旧是很多值得借鉴和钦佩的。

附：

在这里，小编也根据各种材料和R弟兄的帮助，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有关倾心倾力帮助来华传教士的中国第一代基督徒同工们：

一，徐甘弟大

——明清时期中国福传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她的无私帮助

可以说没有许甘弟大的奉献，中国天主教事业以及中西文明的交流史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她对教会的付出，可比使徒时代的吕底亚。而且从她一生的奉献也可看出，当时虽然传教士是宣教的主力军，但很多教堂其实是中国人出资建立的，与西方修会没有关系，因此许甘弟大也可视为中国教会自养的先驱。

徐甘弟大生于1607年，她是中国近代科技奠基人、明朝宰相、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启的第二位孙女。她出生时，徐家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因而她在祖父的影响下，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她在四岁时受洗，教名甘弟大，并以此为世人所知。许甘弟大小时候，就希望能够效法伯大尼的马大与马利亚两位姐妹，立志为教会奉献一生。当时很多来华耶稣会士都非常清寒，许甘弟大看到他们的艰辛后，就把家产拿出来，支助传教士。

据柏应理记载：“一天，神师（潘国光神父）来函，谓各省传教士穷乏异常，无以为生。夫人不胜悯恻，立刻到宅内小堂中，跪伏（耶稣）苦像，誓愿周济传教士，决定助每人银220两。统计当时全国传教士共25位。于是，甘第大竭力拼挡，每日五次复愿，及至备齐，一一交付神师，转递各省传教士。”

在江苏传教的鲁日满神父的日记也指出：“我收到我们的母亲许甘第大许多礼物：10盎司银子；1两8钱，每月葬礼所需银子；2只猪蹄；120个鸡蛋和鹅蛋；4块丝绸。”

许甘弟大的善举，帮助传教士度过难关，有力地保障了耶稣会在华的发展。他们不仅传播福音，更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她的儿子许缵曾在《育婴堂劝善文》一文中记载，自1675年正月至1696年9月的21年间，许甘弟大创办的育婴堂共收救弃婴5480名，花费18333两银子。

此外，江苏、江西、湖广、四川、河南等很多地方教堂的建立，都离不开许甘弟大的支助，其一生所参与建造的教堂，可谓不计其数。

二，叶汉章

——编著赞美诗中国基督徒同工的贡献

吟唱赞美诗可作为传教的一种方式，具有闽南本土色彩，又蕴含基督福音的《闽南圣诗》为一般民众了解基督信仰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他们明白福音的一个途径。

1851年，英国长老会宣教士宾为霖来到厦门。他根据律诗格式，将当时英美信徒唱诵的圣诗译成汉语，撰成《神诗合选》。然而，这部圣诗是文言体，很多文化层次低的信徒无法吟唱。

1923年3月1日，第三届基督教闽南大会在泉州南街礼拜堂召开。会上，厦门厦港堂杨怀德牧师提议，“大议会应增订赞美诗以资应用”。他的提案得到闽南大会的批准。

于是指派杨怀德、施怜得、陈秋卿、吕约定、王玉如、卢树古、清洁·打马字、倪玛义、和安邻、苏为霖等人组成“增订诗歌委办”，负责圣诗的修订、增减。

1928年，伦敦会的和安邻姑娘汇编了106首赞美诗。1932年教会将其编印为《培灵诗歌》。此后，闽南大会修订《培灵诗歌》与《养心神诗》，将两部圣诗合二为一，编成了《闽南圣诗》300首，于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闽南圣诗》从此在闽南各大教会流传，作为礼拜、团契、灵修的歌本，一直沿用至今。

《闽南圣诗》的来源非常广泛，既收录查尔斯•卫斯理（第23首）、克罗斯比（第86首）等享誉世界词曲作家的作品，也有本土传道人的创作。如：293首《此时礼拜将要息》就是竹树堂首任华人牧师叶汉章所作。

三，何福堂
——参与圣号的翻译的中国基督徒学者

近代时期，随着基督新教进入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汉译《圣经》事工，出现了众多的汉译本。不过在一片火热的译经背后，却存在着严重分歧，突出表现为如何翻译上主的圣名。因为译名之争不仅导致译经小组的分裂，更形成今日出版的《圣经》中，在内页中有“本圣经采用‘神’版，凡是称呼‘神’的地方，也可以称‘上帝’”之语。

19世纪四十年代末，麦都思、裨治文、卢维、文惠廉、施敦力、克陛存、理雅各等英美宣教士组成“委办译本委员会”从事汉译事工。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对“GOD”的汉译名产生了争议。英美传教士因为上主的汉译名，争得不欢而散。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华人牧者、神学家对此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以及基督信仰的理解，对此作了不少思考。

香港首位中国牧师何福堂是隶属于英国伦敦会，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遂支持麦都思、理雅各等英国同工的观点。他认为，“盖上帝惟一，天地万物，皆其所造，宇宙万邦，尽属其家。” 中国在商周时期是崇拜独一的上帝的，其他的“上帝”则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纯正宗教退化或被毁坏的结果。

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上帝庙，并不能作为反对汉译“上帝”的证据，这些庙是玄天上帝，并非商周的“上帝”，这些上帝庙不可能是真上帝，因为惟有皇帝才能祭祀上帝，百姓是不敢为上帝造庙并祭拜祂的。虽然有皇天上帝和玄天上帝的造像，但从来没有见过商周上帝的造像，因为祂无形无像。因此，用“上帝”作为“GOD”的译名是没有问题的。何福堂用他学贯中西的学识对中华古代神人关系的思考可谓深刻，至今仍值得借鉴。

四，黄光彩
——传教士文惠廉家的佣人

圣公会是基督新教的主流宗派之一，在近代时期传入我国。而在中国教会史上，圣公会是较早实现国人自治的，第一位华人牧师为黄光彩。黄光彩，又名黄近霞，于1827年生于福建厦门。

黄光彩家里贫穷，为了养家糊口，年仅15岁的他，被父亲送到文惠廉家做佣人。文的妻子萨拉去世后，黄光彩帮忙照顾文的两个孩子。由于长期与文家人一起生活，黄光彩很快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黄光彩积极拓展福音事工，他将圣职候选人、男、女传道、医院助手、以及学校教师等组织起来，组成本土的宣教团队。得此团队之助，他大大扩展了虹口地区巡回传道的范围。他的宣教事工亦引起了差传总会的重视。

黄光彩牧师对上主忠心、诚信，教牧工作富有成效，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宣教事业。不但如此，他的儿女们也步其后尘，在教会里忠心事奉，其长女黄素娥是美国圣公会中妇女事工的领袖，上海圣玛丽亚书院首任女校长。后来嫁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五，黄宽——博济医院传教士嘉约翰的得力同工

1860年，中国最早留学英国的留学生黄宽加入博济医院，嘉约翰因此得到一位得力的同工。但他也因此认识到，为了让医院得以发展，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医疗人才。他和黄宽在1862年开始招募学生上课。嘉约翰在中国还致力于编译西医、西药书籍。他一生共编译各种西医著述凡34种，涵盖西医的几乎所有方面。他所编译的书籍极大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医疗卫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注：本文关于中国同工的内容蒙允引用了作者“鼓浪隐士”《中西文化专题》的多篇文章内容。